编者按

1998年3月19日，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会上，朱镕基总理说：“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，我都将一往无前，义无反顾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

这不是修辞。这不是外交辞令。这是一位领导者在历史关口，以全部政治生命为赌注的承诺。

二十八年过去，他走了。人们自发缅怀，不仅因为那些掷地有声的誓言，更因为他用一生的清正与实干，回应了当年说出的每一个字。

我们整理这篇文章，是想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，去理解他留给这个时代的遗产——关于勇气、关于改革、关于一个领导者如何用一生践行自己的誓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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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：领导力的根基不在职位，在品格

1988年，朱镕基当选上海市长。他说过一段话，至今值得反复品味：“我一到上海工作，就信奉两句话：‘民不服我能，而服我公。吏不畏我严，而畏我廉。’”

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——公正才能明白，廉洁才能有威信。

这句话道出了领导力的本质。正如泰普洛领导力一直强调的：领导力的根基不在职位，在品格。靠职位只能让人服从，靠品格才能赢得追随。一位领导者真正的权威，不来自头衔，而来自信任。


有研究者指出，朱镕基的领导风格之所以被学界反复讨论，是因为他将“改革家素质”与“高超领导艺术”融为一体——他顺应时代和人民深化改革的呼声，不计个人荣辱，真心诚意搞改革，在改革的重大决策和关键时刻展现出大局意识和求真务实态度。

他曾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：“如果本届政府都是‘好好先生’，我们就对不起人民。要做‘恶人’。”他甚至说过一句更大胆的话：“敢于当面反对、使我下不来台的人，我会重用他。”这种开放与担当，至今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。

1993年，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，他直言：“自己不勤政，又不廉政，吃吃喝喝，乱批条子，任人唯亲，到处搞关系，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，你坐在主席台上面作报告，下面能不骂你？”

这段话今天听起来，依然振聋发聩。


二、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：一段誓言与一生践诺

1998年3月19日，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会上，朱镕基说：“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，我都将一往无前，义无反顾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

这不是修辞。这不是外交辞令。这是一个人在历史关口，以全部政治生命为赌注的承诺。

他面对的，确实是一系列“得罪人”的改革：清理“三角债”、整顿财税秩序、推动国企改革、应对亚洲金融危机。每一项都触及深层的利益格局。

他没有给自己留退路。


在反腐会议上，他说过另一句分量更重的话：“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，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，准备好一百口棺材，也有我的一口，无非是个同归于尽，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。”

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严厉。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后，他到江西九江视察，发现防洪堤存在严重质量问题，当场怒斥：“你们不是说固若金汤吗？谁知堤内是豆腐渣！这样的工程要从根查起……人命关天，百年大计，千秋大业，竟搞出这样的豆腐渣工程、王八蛋工程。”

面对外界说他爱拍桌子、瞪眼睛，他在2002年记者会上坦然回应：“桌子是拍过，眼睛也瞪过……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，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。”


三、“我是一个孤儿，我不怕得罪人”

朱镕基是湖南长沙人，1928年10月出生，幼年父母双亡，由伯父养大。他在战火中辗转求学，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。

这段经历塑造了他独立坚韧的性格。他曾在一次讲话中透露：“我是一个孤儿，从小没有父母，我不怕得罪人。”

这句话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他性格中“不留后路”的基因密码。一个在世上没有太多可失去的人，反而敢于为了更大的事业押上全部。

他曾对清华大学的师生说：“每个清华人都负有责任，建设这个国家。为学，要扎扎实实，不可沽名钓誉；做事，要公正廉洁，不要落身后骂名。”

这段话既是教诲，也是自勉。


四、改革者的方法论：从上海到全国的制度实验

朱镕基政治生涯的转折点，发生在主政上海时期（1987年至1991年）。他接手时，上海正面临财政收入下滑、城市建设欠账、民生问题突出的困境。他首先从副食品供应入手提升民心，规划环线快速路和地铁解决交通问题，推动“两桥一塔”建设，使市容“一年一个样”。

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上海未来的战略布局。他力推浦东开发开放，在其设想中已包含在最北端建迪士尼的远见；大胆推出土地批租、开放外资银行、推行股份制等一系列特殊政策，提出“同世界经济接轨”。他组建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，将外商投资审批从126个图章减为一个——外资进入上海的速度和规模由此成倍增加。

从上海到全国，朱镕基的改革始终有一条清晰的线索：他在上海积累的制度实验经验，后来被他带到了全国层面。浦东的开发开放，本质上是一次制度创新的先行探索——改革从来需要试验田，而朱镕基既是试验田的设计者，也是全国推广的执行者。


五、改革者的方法论：系统性改革的“排序”智慧

西方学者在评价朱镕基时，注意到一个关键特征：他意识到任何一个经济问题都不能被孤立地解决。要进行系统性改革，就必须应对所有问题，以一种划分优先等级的逻辑顺序。

这种“排序”的方法论，构成了朱镕基改革的核心特征。

1992年下半年，经济出现过热迹象，通胀率走高。朱镕基在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召开的两次经济情况通报会上强调：“对于通货膨胀应当防止于‘青萍之末’，不能等到它严重发展后再去治理，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”

1993年7月，全国财政、税务工作会议召开。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对与会人员说：“在现行体制下，中央财政十分困难，现在不改革，中央财政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”

他亲自带队，用了两个多月时间，带领相关部门的官员先后走了十三个省（一说十七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），面对面地算账。事后他半开玩笑地说，那段日子“东奔西走，南征北战，苦口婆心，有时忍气吞声，有时软硬兼施，总算谈下来了，我自己则掉了五斤肉”。

分税制改革最终成功推行。朱镕基后来说：“对财税体制取得的成功，怎么评价都不过分。”

这套框架为中央提供了强大的财政动员能力——高铁网络铺开、国防现代化提速、大规模转移支付支撑东西部均衡发展，都建立在这套制度之上。


六、国企改革与“三道防线”：效率与公平的辩证法

朱镕基在国企改革中实行了“抓大放小”的政策——通过“抓大”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实现扭亏为盈，通过“放小”给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机制。这场改革在当时造成了数千万职工下岗，是一个时代的痛点。

但他在推动“壮士断腕”式改革的同时，始终没有忘记另一只手要托住底线。他同时推行的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、失业保险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”三道防线，为承受阵痛的人提供了基本生存保障。讣告专门提到这“三道防线”，肯定了这项制度的深远意义。

这种“改革-稳定”的辩证法，贯穿了他整个任期。三十年后，国企已从“包袱”变为国民经济的“压舱石”，而当年的保障制度也演化为覆盖全民的社保网络。从“保障生存”到“保障尊严”，改革的主题已发生根本位移，但朱镕基用“安全网”理念为改革提供社会合法性的思路，至今仍有启示意义。


七、1998年的那列火车

很多人记得1998年3月19日。

那一天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正在举行。朱镕基的声音通过电波，传到了无数普通人的耳朵里：“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，我都将一往无前，义无反顾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

那不是一个被精心打磨的句子。那是一个人对一个国家、对亿万人民的承诺。他没有给自己留退路。

他做到了。


八、退休后，他选择了“消失”

2003年，朱镕基卸任总理。此后的二十多年里，他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。他不发表讲话，不利用影响力谋求任何利益。晚年他将自己的讲话和文章整理出版为《朱镕基讲话实录》四卷，全部版税捐给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——这是工作文献的整理，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回忆录。


被问及希望卸任后获得怎样的评价时，他说：“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，全国人民能说一句：他是一个清官，不是贪官，我就很满意了。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，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”

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概括。朴素，清醒，不留余地。

“退而不扰”的操守，与他为官时的“铁面无私”，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人格闭环。这种“清官”底色，正是他留给后继者最珍贵的精神遗产。